状态的现场｜评“时间·剧场·展览”｜2009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杂志特约稿，对2009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汪建伟《时间·剧场·展览》的展评，曾节选千字发表。评论全文从“现场”的讨论入手，它不仅是一种对空间的界定，更是蕴含着“事件”发生的场所。人们会给予超越了所谓“正确性”的命名框架的事件以某种“实验性”的地位。但是此中的“展览”不再是一个区分作品发生的时刻和地点的记号，而是一次反向的进入。我们可以将此次的“状态的现场”称之为“元展览”，根据这种方法，人们展出的对象与其说是作品本身，还不如说是关于作品与观众之间如何构成展览的方式，而人们正是试图借助这种展览的机制，来面对和利用作品的。那么“不同的话语与经验，在一个进行式的空间里边……有没有可能产生个案？”。无论观者怎样在这些物件或场景的记录中产生内部的对话，推进其与外界的关联，艺术家的所为事实上都是在直击“现场”的构成性核心，汇聚交织着创作者、组织者、注释者这三重角色：给无法阅读和非视觉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不但挑战视觉的经验，也在挑战阅读的经验；进入剧场、展览现场的多样的媒介形式，并不完全地受控于预定意图，而是一种在调度中同时也是阅读中的对原先内容的破除，以及新的关系的重组；也不想在收场时，给出一个看似是解答的，或可以让观看者勾留在一个作为隐喻的物体上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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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现场｜评汪建伟《时间·剧场·展览》｜2009

本文4500字以内

引自WANGJIANWEI.COM

凝视与游离，叙事与呈现，构成了我们观看作品（电影、戏剧、展览）不同的空间方式，它们同时被隐匿于时间的控制之中，时间既控制着我们的观看又将我们隔绝在不同的“正确性”中，我们已经被固定在各自艺术方式的形态之中。 

《时间·剧场·展览》将提供一种逆向的观看，尝试将产生于不同空间形式的艺术，在时间的基础上重新布置，使这些艺术形式共享同一空间。艺术家希望探讨一个事件可否在一种重叠时间的过程中被重新认识，是否可以用戏剧的凝视去观看展览，同时用看展览的方式去体验戏剧，它们相互交叠、并置、循环，形成了新的时间现场。   

这也许是我们对一种“普遍剧场”的期待——它与我们的“更多”有关，那些消失在视觉权力之外的我们的生活与社会普遍关联，以及我们每一个人身体拥有的经验，记忆和愿望？我们尝试在一种在自然状态中所能达到的最佳位置——让我们可以从各种教育系统所操纵的知识、观念、意识以及语言规范中暂时的脱离。由于空间界线的消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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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汪建伟最近（2009年11月22日）在今日美术馆完成的……（《时间·剧场·展览》），最终，透过其在社会总体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人们依然应当将其标注为一件“作品”或一次“展出”。但是作为评述者，我不得不在此稍作停顿，以省略号保留自己的疑义：如此的标注，也许只有在人们经历了一个将“现场”推远的时间性的过程之后，才可能逐渐地清晰起来。

摆放在展厅中的观众座位与展厅的剩余部分，还原了一个传统的框形舞台剧场的结构，但它与展厅之间不稳定但又是紧密的关联并没有就此解除。我更愿意将在其中发生过的“事件”，视作“现场的状态”。或者在这篇短评中，作一个语序上的颠倒，称之为作品性/展出性的“状态的现场”。“现场”，看似只是一种对空间的界定，但事实上，它是蕴含着“事件”发生的场所。在汪建伟的创作的“现场”中，更意味着一次与“事件”的中文读音基本相同的两个词组，“实践”与“时间”的总合。

通常，人们总是会强调阐释文本不能替代“现场”的作用，但在相当一部分的当代作品的评述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对现场的还原，或者只是作为匆忙抵达后的延展。因此阐释文本中的“现场”，恰恰相反，往往成为了一种对现场自身的撤除，或作为一次过剩的验证。由此反观一些唯有借助阐释文本才能达成其事件的有效性的当代作品，所能遗留给“现场”的，只是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却又无甚意义的物证而已。

对汪建伟的作品/展出而言，“状态的现场”应该更为贴切，它显现在汪建伟尤为擅长的对跨领域的综合媒介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相互之间所产生的效用的成熟调度中。只不过问题在于，对“现场的状态”的一种表面上的干扰，也直接地来源于此。这种“灵活”与“成熟”并不是为了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戏剧性的效果，用以突出一个作品化/展出化的完整意象，而是被汪建伟设置为“更多”的障碍：一个观众将如何进一步地确认自己所遭遇到的状态呢？当他从那个的确可以感受到戏剧性的历时的连贯表演，或可称为展出式的共时的异质碎片所重叠的现场中退出之后，如果不再次借助文本的阐释的话？

有意思的是，在阐释文本与现场的粘连的中间地带，不正是汪建伟自己所期待的，现场中的观众应当得到的“一种在自然状态中达到的最佳位置”的所在吗？按照汪建伟自己的解释，“自然状态”并不是对“各种教育系统所操纵的知识、观念、意识以及语言规范的”强迫性的遮蔽以便回到原初，而只是从其中“暂时”的脱离。所以，阐释文本与现场的相互运转依然被保留了下来，事实上，也被要求以“另一种可能”建立起来。

将要进入现场的观众受到“事件”以一个已有的命名框架，“电影”、“戏剧”或“展览”等等，被告知后的潜在限制，“自然”地会让“现实”以自己已有的对此类事件的知识与经验的状态出场，一种隐匿于历史集体的符号秩序和个体想象之间的稳定关系。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也会给予超越了这种所谓“正确性”的现场，以一种或可被称为“实验性”的地位。

显然，汪建伟并不在意以此种方式简单地构建他的“实验”。因此，在粗略地勾勒出此次“状态的现场”的前提条件之后，我们更有必要考察的是，汪建伟在此基础上，试图提供给观众“另一种观看的可能”是如何“运作”的？当然，对获得一种确定的“另一种”的可能，也是“另一个”会让我颇为疑惑的地方，我想，这对于汪建伟，此次作品/展出的创作者？组织者？注释者？同样也会是“另一种”不可能。

与汪建伟之前在别处进行过的剧场实践不同的是，“展览”，被明确地置入了此次展出的主标题中。因此，“展览”不再是一个区分作品发生的时刻和地点的记号，一种退出的机制，而是一次反向的进入。或许，我们可以将此次的“状态的现场”称之为“元展览”，套用詹姆逊的“元评论”的说法，根据这种方法，人们展出的对象与其说是作品本身，还不如说是关于作品与观众之间如何构成展览的方式，而人们正是试图借助这种展览的机制，来面对和利用作品的。

汪建伟在展出的说明文字中指出的“凝视”不仅在于从视学机制转换为主体构成概念的隐喻；“叙事”也不仅是从文类分析过渡到对神话结构的历史重写。我们应当表明，在紧随这两个词后提出的“游离”与“呈现”，正是奠基于上述的“元展览”之上的对更为确定的对立面的强调，而并非人们由对汪建伟自己一直坚称的“不确定性”的困惑引起的理解他作品意图时的含混。正如汪建伟在别处说的那样：“当我针对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不想通过建立“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来完成我的“不确定性”的符号。不同的话语与经验，在一个进行式的空间里边……有没有可能产生个案？”

我们之后所做的是从汪建伟复杂的多重构建的这个个案中，记取一些少量的局部为“征兆”，近年来，汪建伟颇喜欢使用的一个术语，它们是一次、再一次的可被解释和接受的（不）可能。这些并不足以在元素之间编制起紧密的联系，而是为了得到一种宽松的总体上对“状态的现场”的间离式的把握。

桌柜及其组合，更确切的说是“旧”桌柜的组合物，在此次“事件”中最具装置作品的特征。它们既是若干个旧桌柜通过一个可移动的支撑架制成的组合拼接，同时在平滑一体的桌面上又明确地保留了之间不相交叠的界线。在此前的另一个展出中，类似的组合原则以竖直方向的叠加（按照汪建伟自己的解释，借用了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的原型）成为了充塞在中庭空间里的（静止的而非如它的原型那样可转动的）大型作品。当旧桌柜组合被与其形成强烈对比的穿着光鲜的表演者们“再次”推上台时，它们是这一个戏剧中的道具？还是这一个展览中的活动的装置？或者，组合物中的“旧”所包含的两种视域——历史考据式的指认出在某个过去的年代被生产出来的物件，和以不便上手的方式遗存于当下生活，并以此焕发出其特有的时间性的存在物——揭示的正是概念的/实用的，装置/设计的重合？或这两组词语相互间的交叉对应？

一件微小的消费行为中的社会凭证，最为普遍的、随处可及的发票，被直接地放大，作为整个背景视频中一幕静态的图像。如同之后出现的魔方、围棋等日常游戏器具的影像一样，视觉形式上的处理并不考究。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于日常因此缺乏神秘性的对象，却以一种展开卷轴的方式，从画面的正中心，也正是展厅的中心轴线的位置开始，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两侧呈现出来，一个观众面对的仅仅是一个陌生化的或荒诞感的场景吗？在做着类似于舞蹈动作的表演者们，与经由不同投射角度的灯光将其身形精心地“拆解”在背板上的影像之间，观看者应当给出一次确定的选择吗？背板上出现的投影并不是与表演者对位的完整记录。场所，或者说空气感，似乎是无从把握的。那么，它仅仅是在无法直视的光线的主导操纵下，被搅动成实在的支离破碎的表象的吗？

开场后，悬挂在展厅顶部的带有镜面的柜子，做出了一系列自动翻转的动作，在灯光的投射和反射下形成了奇特的变化。它不仅是被观看的对象，而且看似在运动中具有了生命。但是它拟人化的却是受控制的自动性，与人们不得不投向它的仰视，通常并不会作为剧场焦点的位置，不正构成了在相似境遇下两者间的一种对望吗？串场时，扮作“工作人员”的表演者，将一个单侧固定着阿尔贝蒂窗框的柜子推至舞台中央。原地旋转九十度，似乎是在一步一步地分解丢勒那副关于透视研究的经典版画。这一类似于魔术表演前展示道具的方式，打开的是让始终位于画家丢勒视角的观看者进入画面中丢勒所描绘的“画家”的视角的“时刻”吗？那么，我们在此，在对现场状态的回叙中所展开的这些“重新布置”，是否象征着汪建伟所谓的“逆向的观看”呢？

至少，我们以不断反复的疑问，试图在这些物件或场景的记录中产生内部的对话，来推进其与外界的关联。汪建伟曾经说，他在作品中总是“给无法阅读和非视觉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每次不但在挑战视觉的经验，也在挑战阅读的经验。”所以，“无法阅读”从作为组织者的汪建伟那儿，获得了其意义上的正当性。某种程度上，作为创作者的汪建伟也将自己等同于一个观众，他期待着进入剧场、展览现场的多样的媒介形式，并不完全地受控于自己的预定意图，而是一种在调度中同时也是阅读中的对原先内容的破除，以及新的关系的重组。

换而言之，创作手段和观看方式的共存，并不只是视觉性的，汪建伟“在考虑当代艺术时……把它当作个体跟外界的关系，而没有必要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跟外部的视觉关系中。”因为“视觉问题……有可能是一种遮蔽，很多视觉无法到达的地方，比如说语言、材料、逻辑传递的方式，都有可能是构成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于是，当另一个柜子重新回到正常视平线上的灭点位置，并如开场那样进行了一番“自我”活动之后，突然地爆裂开来。这是一次相当克制的，而不是追求视觉奇效的“表演”。作为注释者的汪建伟并不想在收场时，给出一个看似是解答的，或可以让观看者勾留在一个作为隐喻的物体上的终点。正如他所说的“在作品中，既不让它有趣，也不让它没趣，既不让它非常好看，也不让它不好看”，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在“现场的状态”和“状态的现场”之间，作为艺术家的汪建伟“始终在选择这么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

附：千字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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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汪建伟最近（2009年11月22日）在今日美术馆完成的……（《时间·剧场·展览》），我更愿意将在其中发生过的“事件”，视作“现场的状态”。或者在这篇短评中，称之为作品性/展出性的“状态的现场”。在汪建伟的创作的“现场”中，更意味着一次——与“事件”的中文读音基本相同的两个词组——“实践”与“时间”的总合。它显现在汪建伟尤为擅长的对跨领域的综合媒介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相互之间所产生的效用的成熟调度中，被汪建伟设置为“更多”的障碍：一个观众将如何进一步地确认自己所遭遇到的状态呢？当他从那个的确可以感受到戏剧性的历时的连贯表演，或可称为展出式的共时的异质碎片所重叠的现场中退出之后，如果不再次借助文本的阐释的话？

有意思的是，这不正是汪建伟自己所期待的，现场中的观众应当得到的“一种在自然状态中达到的最佳位置”的所在吗？将要进入现场的观众受到“事件”以一个已有的命名框架被告知后的潜在限制，“自然”地会让“现实”以自己已有的对此类事件的知识与经验的状态出场。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也会给予超越了这种所谓“正确性”的现场，以一种或可被称为“实验性”的地位。显然，汪建伟并不在意以此种方式简单地构建他的“实验”。我们更有必要考察的是，提供给观众“另一种观看的可能”是如何“运作”的？

“展览”，被明确地置入了此次展出的主标题中。或许，我们可以将此次的“状态的现场”称之为“元展览”，根据这种方法，人们展出的对象与其说是作品本身，还不如说是关于作品与观众之间如何构成展览的方式，而人们正是试图借助这种展览的机制，来面对和利用作品的。“凝视”不仅在于从视学机制转换为主体构成概念的隐喻；“叙事”也不仅是从文类分析过渡到对神话结构的历史重写。紧随这两个词后提出的“游离”与“呈现”，正是奠基于上述的“元展览”之上的对更为确定的对立面的强调。我们从汪建伟复杂的多重构建的这个个案中，记取一些少量的局部为“征兆”。它们是一次、再一次的可被解释和接受的（不）可能，为了得到一种宽松的总体上对“状态的现场”的间离式的把握。

当旧桌柜组合被与其形成强烈对比的穿着光鲜的表演者们“再次”推上台时，它们是这一个戏剧中的道具？还是这一个展览中的活动的装置？或者，组合物中的“旧”所包含的两种视域——历史考据式的指认和时间性的存在物——揭示的正是概念的/实用的，装置/设计的重合？一件微小的随处可及的发票被直接地放大，作为整个背景视频中一幕静态的图像，视觉形式上的处理并不考究。却以一种展开卷轴的方式，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两侧呈现出来，一个观众面对的仅仅是一个陌生化的或荒诞感的场景吗？在做着类似于舞蹈动作的表演者们，与经由不同投射角度的灯光将其身形精心地“拆解”在背板上的影像之间，观看者应当给出一次确定的选择吗？

开场后，悬挂在展厅顶部的带有镜面的柜子，不仅是被观看的对象，而且看似在运动中具有了生命。但是它拟人化的却是受控制的自动性，与人们不得不投向它的仰视，不正构成了在相似境遇下两者间的一种对望吗？一个单侧固定着阿尔贝蒂窗框的柜子推至舞台中央，原地旋转九十度，这一类似于魔术表演前展示道具的方式，打开的是让始终位于画家丢勒视角的观看者进入画面中丢勒所描绘的“画家”的视角的“时刻”吗？

我们以不断反复的疑问，试图在这些物件或场景的记录中产生内部的对话，来推进其与外界的关联。某种程度上，作为创作者的汪建伟也将自己等同于一个观众，他期待着进入剧场、展览现场的多样的媒介形式，是一种在调度中同时也是阅读中的对原先内容的破除，以及新的关系的重组。创作手段和观看方式的共存，并不只是视觉性的。当另一个柜子重新回到正常视平线上的灭点位置，并如开场那样进行了一番“自我”活动之后，突然地爆裂开来。这是一次相当克制的，而不是追求视觉奇效的“表演”。作为注释者的汪建伟并不想在收场时，给出一个看似是解答的，或可以让观看者勾留在一个作为隐喻的物体上的终点。正如他所说的“在作品中，既不让它有趣，也不让它没趣，既不让它非常好看，也不让它不好看”——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补充一句的是，在“现场的状态”和“状态的现场”之间，——作为艺术家的汪建伟“始终在选择这么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

文｜王家浩    

责编｜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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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影像与建筑的可能性
通过汪建伟十几年的作品实践，探讨了影像与空间以及跨学科的可能性等话题。这是国内建筑类杂志较早刊登的当代艺术家以及跨界议题的访谈之一。本次访谈涉及到生产、影像与空间、跨学科、可能性、微观话语、不确定性等议题。第一部分反思了在某种确定的跨学科活动中，以显而易见的解释系统来谈创新、谈可能性的“可能性”悖论，并以“生产”这一作品为例证，论述了艺术家的产生方式之所在，以及如何通过视觉和空间的关系，建立起这样一个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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